（十七）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

（二十）　　【给定资料】　　2010年2月1日央视《新闻1＋1》栏目《我们要进城》文稿摘录：　　主持人（李小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个新话题了，但是今年在中央“—号文件”当中，它第—次被提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这是从年龄上对他们进行—个界定。那么和父辈相比，他们本质上的区别究竟有什么？听听岩松的观点。　　白岩松（评论员）：从年龄上来看，大多在20到30岁之间，跟父辈很重要的—点区别是父辈是第—批进城的，过去没有，所以《陈奂生进城》那部小说会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他们进入城市的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就业是生存型就业。　　主持人：省吃俭用，钱要寄回去。　　白岩松：省吃俭用，吃—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吃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陌生，要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过年带回来的东西；要么在城市里待过—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父母，他们进城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更多地考虑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主持人：怎么理解“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岩松：因为当初他们的父辈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存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都能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　　但是这—代人不同了，新生代农民工天然开始有了—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个空间。有—个数字显示，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些困境。比如说退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农村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门槛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这是最大的—个挑战，也是他们与父辈之间最大的区别。因为父辈的那些人是“生存型”打工，他们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所以节衣缩食钱要送回去。但是这—代人不同了，这—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有—个数据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下—个，27.4%，超过四分之—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客家”，在这儿住了。超过二分之—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在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是有—定的困境的，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他们我们将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改变—些什么？　　白岩松：2008年，在沈阳，几个从山东来的青年农民工第—次过平安夜。其中—位说，城里人都喜欢过圣诞节，我们也来赶个时髦。2009年，天津首届建筑业农民工歌手大赛，—位来自邢台的23岁小伙子，报名的参赛曲目是《Youareready》，—首很流行的奥运歌曲。小伙子说，自己从小就爱听流行歌，生日时他特意买了部MP3，每天收工回到住处，都要听着歌入眠。“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这是—位90后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解读。另—位因金融危机暂时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则坚定地说：“我们都会出去的，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想念城市的霓虹。”　　的确，城市的霓虹灯是每—位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吸引他们的。如果这些东西通过辛勤的劳动是可以得到的话，另外有—些东西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两天前，《广州日报》的—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中》，报道了—位名叫邬霞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涯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般，她担心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读小学，又担心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　　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困局。第—代农民工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农民工二代在行为方式上已经迥异于他们的父辈。　　去年，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80后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孙中界，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明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他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选入了“2009热点人物扫描”。　　事实上，就业、求学、维权的艰难背后都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障碍。尽管—些城市已经尝试着放开了户籍限制，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需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于是，融入城市的渴望也就以不同的面目显示出来。　　曾在网上火了—阵的湖北80后农民工万小刀，他的几篇文章《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极力炮轰城里人。然而，如果跳出这几篇用语极端的文章，仔细阅读他的博客你会发现，这个80后农民工和其他城里的同龄人—样知道韩寒，甚至海德格尔，熟悉当下各种流行用语，对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据了解过的记者说，万小刀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带着复杂的情感来到城市，始终不适应城市，却也始终不肯离开。他用博客炮轰城市人，但面对城市人，他却是自卑的。像城里人—样工作、上学，有城里的朋友，被城里人尊重，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2010年中央“—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需求。　　主持人：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我们要进城》，进城为什么这么难呢？岩松给个答案。　　白岩松：我们先说—个小小的细节，先不去谈大的政策，刚才第—个片子里头有两个年轻人的发型，让我印象深刻。看他的头发是黄颜色的，而且显然也经过了处理。我们现在做—个假设，他回家了，然后就在农村继续生活、种地，他的头发的颜色会慢慢淡下去，重新变黑，黄颜色会消失。有—天他会不会突然怀念他原来的发型，因此连带怀念他城市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怎么办？显然农村拴不住他的心了，因为他已经改变过了，让他再回去就很艰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变成了个人要发展的—种因素，而且不背负太多的包袱。　　主持人：就像当年土地拴着他们的父辈—样，他们情感的牵挂现在在城里了。　　白岩松：但是现在，城里已经牢牢地拴住他们。因为只要你进去过，就很难说回去之后不再来了。我觉得这个诱惑就这样具体地摆放在他们的面前。　　主持人：这些年.都在说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各种保障的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子女就学的问题等，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白岩松：关注是—个问题，真正落实了、已经彻底解决了是另—个问题。的确，关注度够高的。　　今天上午我们专门听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的新闻发布会。其中有很关键的—句话：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什么相关的准备没有做好呢？是口号吗？是大家的心态吗？不是，是相关的政策，还有很多的墙拦在那儿。比如说户籍问题，指望他们都进大城市很难，可能要进中小城市，尤其以县城为主，但是这个户籍问题能解决吗？说是求学，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生在城市里了，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就是城市里头的人，他们怎么上学呢？是去郊区找—个农民工的学校，还是真的能跟其他孩子—起？另外，费用又会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这—切都需要相关的政策尽快地接轨。否则的话，他们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欲望越强烈，如果有墙遇到了阻碍，产生的反弹给他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越大。　　主持人：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去向是不是只有—个方向，就是城市？比如我最近在四川采访，我也看到，在城市已经打工十年的70年代末的年轻人，他恰恰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创业。选择了养猪，选择了种植，因为那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给我算了—个账，以前在城市打工，—年可以挣—两万块钱，现在回到农村，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年还可以挣六七万块钱。　　白岩松：但是很关键的—点，他—定不是按照原来农村养猪的方式在养猪。　　主持人：对，你说对了。　　白岩松：他—定有—种现代农业的这样—个理念：拥有新的技术，包括可能更省体力，甚至雇用其他的人让他的产业发展。现在有两个事情必须考虑，我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是百分之百都要进入中小城市包括大中城市，这不可能。我觉得农村和城市都要有公平的政策和待遇，让他们自主地去做选择。城市里要防什么呢？我特别注意到农业部在《人民日报》上发的—篇文章，而且是关注“90后农民工”，不光是关注80后的。　　主持人：我们把报纸展示—下。　　白岩松：是韩长赋写的。这里头有—点是很刺激我的。他说将来城市里头，可别形成如国外某些国家那样的贫民窟。他们进了城市里头，但是各种政策没有给予他们开放和公平的空间，他们只能在城市的乡村里生活，然后形成了—个贫民窟。这是他所担心的。　　—方面，农村要刺激他们愿意回来。不是让他们回来是因为在城市待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回来，而是有吸引力要回来。什么呢？将来的农业—定不是靠每—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能是产业化的。就像刚才说的新型农业、养殖业等。他回来之后—算账，我在城里辛辛苦苦，我还不跟爹妈在—块，挣的钱还比他们少，我干吗不回来呢？要用诱惑力吸引他们回来。可能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进城如何给他们公平的待遇，但是如何在农村里产生吸引力，是

What’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A、Dubai is growing very fast.

B、Dubai was a big city before 1966.

C、Many tall buildings are built in months.

D、Many tourists come to relax on Dubai’s beaches.

（十六）　　【给定资料】　　资料1　　2013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修订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和《机动车登记规定》正式施行了。元旦期间，新交规中的“闯黄灯扣6分”一项引发车主及网民集体吐槽。　　公众对闯黄灯新规的批评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难以操作，有网友直言其“违背了牛顿第一定律”，因为行车有惯性，根本无法做到看到黄灯就刹住车；其二，很多地区绿灯并无倒计时，见黄灯亮起紧急刹车易引发追尾；其三，黄灯本就是一个缓冲区，“闯黄灯”就罚款让黄灯形同虚设；其四，由于担心闯黄灯被扣分，司机在“绿灯恐惧症”下会提前减速等黄灯，加剧了本就严重的城市拥堵；最后，此规定可能违法，因为按法律规定，黄灯是为警示，红灯才是禁止，按闯红灯处罚闯黄灯涉嫌违法。　　与此相对，相关部门在元旦节后公布了假期的交通事故率呈现大幅下降的数据。　　人类在进入汽车时代之后，享受到交通快捷所带来的便利，也同时被交通事故所困扰。仅在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就高达6万，受伤人员更是在30万之巨。至于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直接财物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隐性损失，则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天文数字。由此可见，控制交通事故发生率至关重要，而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人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　　从“史上最严交规”的具体规定来看，对各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乃是出于遏制交通事故，提高违规门槛的角度，符合从严处罚交通违法行为的社会潮流。此前“醉驾入刑”实施后，就成功将醉驾、酒驾行为大幅度降下来，其所挽回的生命和社会财富，也是难以计数。针对各类“中国式”马路现象，新交规倡导的交通文明无疑是进步的，践行公共文明，需从每一个细节入手。　　资料2　　“黄灯很忙”不是人们无谓的抱怨，而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焦虑”。这背后有人们对如此规定是否科学、是否尊重行车规律的怀疑，但更多的恐怕是对现实问题的焦虑。比如，焦虑万一黄灯亮了自己停不下来怎么办，并非有意为之却不得不面对严厉的处罚是不是有些冤；焦虑自己可能被追尾或者追尾他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焦虑本已时常拥堵的交通状况因为人们纷纷减速慢行而更加恶劣……　　如果在规定出台前，相关部门作了充分的调查和研究，充分听取了专家意见，并经过公共讨论，这些问题应该会在立规之初就被提出来，不至于在实施后遭遇这种执行困境和尴尬，以至法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改，问题重重难以执行和操作；改，可能影响立法和规制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无论是立法还是规制，之所以要开门让公众参与，除尊重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外，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吸纳民智和最大限度地减少争议。公众尽早参与讨论，不仅能发现问题，也能将各方意见尽早在博弈中融入法规，避免执行后的争议和反对。如果闭门立法，法规在实施后必然会遭遇极大阻力，被排斥在立法之外的民众，会在法规实施后以不合作、不服从、不遵守等方式抵制。　　2013新年伊始，这场关于“闯黄灯”的争论，无论结果如何，至少教会了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地制定规则。交通规则是最基本的规则，“黄灯”对我们的改革也有着深刻的隐喻，我们的政治、经济、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有规则，如何区分公私权界，如何划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这场争论是很生动的一课。　　资料3　　面对新交规，到底是更便捷、更科学还是反倒麻烦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定论的。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句交通警示语简明扼要，却往往被人无视。不可否认，在我们的生活中，闯红灯的现象随处可见，黄灯更是被很多人当作提醒：抓紧时间在变成红灯之前闯过去，却忘记了最该记住的原则：安全第一！　　严惩闯黄灯的初衷，实际上是在交通秩序中强调一种价值排序：车辆通行重要，生命安全更重要。黄灯有有限通行权，但交叉方向上的绿灯同样有通行权。是要绿灯通行时的顺畅安心，还是要黄灯通行时的放手一搏？严惩闯黄灯，正是在两个价值的权衡中，取了更有利于公众安全的一种。“车轮上的中国”，理应涵养形成机动车通过路口提前减速慢行、主动礼让行人的文明气象。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重罚闯黄灯的前提，应该是可以确定黄灯何时会亮，“随时会亮”的逻辑确实有点儿荒唐。在新交规中同样被加重处罚的遮挡号牌、开车打手机等行为，只要驾驶员注意，都可以避免。违法可能面临的后果、风险，都应该是驾驶员自己可以控制的。而要避免闯黄灯，显然没这么简单。　　浙江省公安厅交管局副局长宋某认为，民众关心的处罚问题其实并不是新规定的本意。处罚不是核心问题，关键问题是给司机“上根弦”，看到黄灯的时候脚踩的不是“油门”而是“刹车”，将因抢黄灯而造成的交通事故降到最低。　　“让更多的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许多网友在广泛转发这条微博时表示，期待“史上最严交规”能够托起“马路文明”，为“中国式出行”破题。　　【问题】　　某市有关部门拟在新交规出台之际举行一次关于建设交通文明的宣传活动。请你参考“给定资料1～3”，为该市政府网站写一篇宣传稿。　　要求：　　（1）内容具体，切合主题；　　（2）准确全面，逻辑清楚；　　（3）不超过400字。

（三十三）　　【给定资料】　　1．从2003年开始，“电荒”一直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附骨之刺”。当时浙江成为全国拉闸限电范围最大、缺电最严重的省份，企业发展遭受严重损失。到2006年，“电荒”终于开始缓解。但此时中央又出台严格措施，要求节能降耗。定下的目标是到“十一五”末节能降耗达到20%，这比浙江省自己规划的15%的目标高出了5个百分点。为进一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国家2020年碳排放新目标的确定，将使浙江的减排形势更为严峻。　　浙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省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能源资源供应外向依存度逐年扩大，环境容量几乎饱和。从近期看，浙江省能源产出不可能有改观，但能源消费增长的势头却十分强劲。根据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以9%至11%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按照目前的能耗水平，到2010年浙江能源需求将达到1.85亿吨至2亿吨标准煤。　　据测算，如果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提高1%，工业比重下降1%，单位GDP能耗可相应降低约1%；如果工业中的高技术产业比重提高1%，而高耗能行业比重相应下降1%，单位GDP能耗可相应降低1.3%。2008年，浙江第一产业万元增加值能耗0.35吨标准煤；第二产业万元增加值能耗1.09吨标准煤；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1.18吨标准煤；第三产业万元增加值能耗0.27吨标准煤。在浙江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中，第二产业高居75%，能耗较低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还不够大。2008年，全省第三产业比重为41%，同比仅提高0.3个百分点，距“十一五”规划确定的45%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在12月初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调结构”成为会议的一个重要基调。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对浙江企业表示出担忧，浙江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且相当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物质资源消耗型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小企业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今年的主题就是‘保’，先让你活下来再说，但明年的要求变了，结构调整就意味着优胜劣汰，意味着会死掉一批企业。”在节能减排中，由于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中小民营企业效益回落将带来工作动力和资金的不足。低碳经济已被抬上了桌面，节能减排已经不是体现一个企业素质的行为，而将变成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说：“市场不可能被摁下暂停键等着你调整，2010年企业将真正进入弯道，速度会降低，但一切为下一条直道加速而准备。经过2009年一年的发展，相信政府在政策上会更加稳定，只追求速度的机会时代已经过去。”　　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和浙江各级政府都出台了扩大投资的政策措施，将直接拉动钢铁、建材、有色等高能耗产业的增长。同时，随着浙江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新增用能也呈现出较快增长势头。2009年以来，浙江一批临港石化、钢铁、造纸等高耗能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浙江宁波镇海炼化年产100万吨乙烯项目进入试车阶段，新增用能25万吨标煤（全面投产预计新增用能320万吨标准煤）；北仑2台100万机组和乐清2台60万机组投运，电厂自身新增用能约21万吨标煤；舟山和邦化学08年底投产，新增用能22万吨标煤……今后三年，全省还将有冶金、化工、建材三大行业19个项目投产，预计将新增用能720万吨标准煤。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快速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重型化程度加强。早在金融危机之前，浙江部分地方就出现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的愿望和趋势，如以轻工业立身的温州，在2005年年初通过了《温州市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及总体布局规划》，提出建设“石化基地”的方案，试图使石化产业成为温州“重型化”的支柱产业。　　浙江社科院专家指出，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人均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能源消费快速增长，污染物的排放量大。2008年浙江省人均GDP超过了6000美元，浙江开始步入工业化后期或者工业化发达阶段，最近几年来，人均能源消费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已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可我们消耗了多大的代价才换来这些发展。当前，我们已实实在在地遭遇着一个两难境地。　　2．《2008年浙江省能源与利用状况》白皮书显示，2008年全省万元GDP能耗0.78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5.5%，能耗水平连续两年位居全国三甲。全省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2%，比上年下降2.1个百分点，水电、核电、风电占8.1%，比上年上升0.1个百分点。全省终端能源利用效率为55.6%，比上年提升1.5个百分点。全省圆满完成水泥工业结构调整，成为全国率先全部淘汰立窑水泥的省份；吨钢综合能耗水平已位居全国第一，炼油、火电、合成氨等12种高能耗产品的单位能耗继续保持国内同行领先水平。　　一项“绿色”技术——纯低温余热发电，正在加速改变浙江水泥业“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旧形象。2009年7月底，浙江建德三狮水泥有限公司的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正式并网发电。公司总经理陈华说：“我们一下从吃电老虎变成产电大户。”目前集团内部附近一半的子公司共上马了18条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如果全部建成，整个集团一年可发电3.5亿千瓦时，增加利润2亿元，减少18万吨煤燃烧发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董事长姚季鑫说：“煤电成本要占水泥生产总成本的约70%。09年浙江省水泥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便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从统计公报上显示，2009年以来全省第三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前三季服务业拉动GDP增长5.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7.6%。从用电情况看，1～9月份，全省第二产业占全社会用电比重下降了1.54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占全社会用电比重则提高了0.82个百分点，由此实现结构节能约235万吨标煤。　　到2008年底，浙江已建成投产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14.8万千瓦，比上年增长212%，风力发电量12768万千瓦时，增长162%。全省累计推广太阳能热水器800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12%。太阳能热水器产值80亿元，产量700万平方米，约占全国产量的25%。太阳能光热利用从民用向工业等领域拓展，光伏产业初步形成从工业硅生产到系统开发较完整的产业链。目前国内装机规模最大的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在杭州临平节能环保产业园并网发电。　　在杭州举行的太阳能光伏产业中小企业论坛上，来自省内外的几十家企业代表纷纷表示看好光伏产业等新能源的前景。业界认为，我国目前的太阳能光伏产业主要市场在国外，经历国际金融风暴的洗礼，如何开拓国内市场、加快应用，是推动产业发展的现实途径。　　备战2010新能源车元年，吉利、万向、绿源等浙江企业纷纷抛出大手笔。目前从整车到零部件，再到电池技术，都有众多浙江厂商在研发和投入。09年7月，浙江众泰集团卖掉了第一辆纯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的特点就是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大，以每年行驶3万公里计算，电动汽车将比汽油车减少2.8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电池技术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瓶颈，同时充电站等社会服务的完善也显得非常重要。”亚太电动车协会执行委员会周鹤良说，“现阶段光靠市场不会为新能源汽车争取到更多空间，政府一定要出台政策来提高整车厂的产量。”　　3．随着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需求呈多样化发展，家用电器大量普及、更新，居民生活用能延续了2005年以来的快速增长势态。根据浙江省能源监察总队监测统计，2009年1～9月份，全省居民生活用电同比增长8.7%。同时，全省汽车保有量在前两年年均递增19.1%的基础上，2009年前三季度又增加了55.7万辆，达到410.2万辆。预计全年汽车增幅将超过20%，汽油用量将增加21万吨，折标煤30万吨。省能源监察总队总工程师介绍说：“居民生活用能持续刚性增长将给节能降耗带来长期压力。”　　浙江已逐步进入“大众高消费时代”，浙江大学一位教授判断说，在我们的消费文化里，似乎有一种追求奢华的心态，如果我们走上美国式片面追求大房子、高排放车子的道路，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公益型促进网站“中国低碳网”的工作人员周琬君介绍道：“在欧洲国家，低碳的概念很流行，一些国家的产品上甚至标明它的碳排放量，作为人们购买时的一个参考标准。”从半价购买高效节能灯到享受节能产品的实惠，浙江老百姓正逐步接受和青睐高效节能产品。09年5月，国家启动“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推广高效节能的家电产品。初步估算，实施该工程可拉动国内消费需求4000～5000亿元，每年可实现节电750亿度，相当于少建15个百万千瓦级的燃煤电厂，减排7500万吨二氧化碳。　　环保志愿者李燕说，中国文化传统向来重视节约。在近年来经济发展之后，我们应该重拾这个传统，做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者。比如在选择消费品的时候，能否想一想它的能耗大吗？它是否需要经常更换？如果非要买车，在选购时也不妨多考虑下选择排量小的汽车。另外，购买简单包装的商品，少用一次性制品，进行垃圾分类等活动，也都是节能减排、以小见大的好方法。作为一名普通的地球气候公民，每一个人只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就能产生巨大的节碳效果。　　在全国的一些大中城市，低碳一族正在慢慢形成，他们不差钱，但追求一种简约的低碳生活方式。目前，网上出现了与低碳生活有关的族群，一个名为“低碳生活”的小组，旗帜鲜明地在主页上写道：“你今天减碳了么？”有的人认为从节电节气和回收三个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能尽可能接近低碳生活。　　分析人士说，人类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确觉醒太迟，行动过缓。如果不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与思维方式，如果人类生存发展观念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生态危机仅仅只能治标而不治本。但所幸，低碳这样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不过从认识到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越短，对地球、对人类越有益处。　　【问题】　　资料1下划线句子提到“遭遇着一个两难境地”。根据资料1～3进行分析：　　1.指出其中矛盾做

（二十五）　　【给定资料】　　1．为全面加强公职人员工作作风建设，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河南省安阳市实行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制度。　　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制度是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能中，存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行为，但不足以实施党政纪处分而预先发出警告，是预防和制止干部发生更严重违反党政纪律行为的工作制度。　　该制度规定，给予工作作风预警，以《安阳市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通知书》的形式，按照管理权限，由市、县（市）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对被预警对象的监督和管理权限负责组织实施。上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可直接对应由下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作风预警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实施工作作风预警。　　该制度规定，工作作风预警通知书一式3份，一份送达预警对象，一份送其主管部门，一份纪检监察机关备案。根据性质和程度，工作作风预警分为三级，实行梯次预警。年内首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黄色预警；年内二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橙色预警；年内三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红色预警。本年度被黄色、橙色预警而未达到红色预警的，被预警次数顺延，实行累计。　　该制度规定了预警追究机制。被给予黄色预警的个人每季度、被给予橙色预警的个人每半年在全市通报；被给予红色预警的个人，评定为全市工作作风“最差公职人员”，每年在全市通报，所在单位要视其情节轻重，按照管理权限，依照有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理。单位处理意见报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实施；单位一年内被红色预警2人（含2人）以上的，对其所在单位全市通报，并追究单位有关领导的责任。　　2．记者从重庆市奉节县相关部门了解到，奉节县委、县政府决定于2008年10月17日召开全县重大项目暨乡镇“10＋1”工程建设大会，对全县城乡统筹工作作具体部署。会前数日，县委、县政府办公室联名给80多个县级部门、30多个乡镇下发通知，要求“一把手”参加。　　会议当天，县党史办、县志办、银监办、法制办4家单位缺席，县教委、经委、科委等21家单位“一把手”用“替身”参会。随后，奉节县委办公室向各乡镇、县级部门发出通报，对缺席的25个部门“一把手”提出严肃批评，责令他们在电视上对全县群众作检讨。　　随后在10月18日、20日晚的奉节综合新闻节目中，25位缺席的部门一把手，分别在电视上向全县人民作了公开检讨。　　记者在采访奉节县这场肃吏风暴时，来到了奉节县民政局。当记者走到该局五楼503室时，只见门开着一条20余厘米宽的缝隙，里面一位官员一边和一名来访者谈话，一边正聚精会神地打着网络游戏“斗地主”。　　记者随即拍下了这一让人感到震惊的镜头。当来访者走后，这位官员在网上“斗地主”的兴趣依然很浓，全然没有注意到记者正在拍照片。　　当记者拍完照片敲门走进这位官员的办公室，询问其局长办公室在哪里时，这位官员回头指了一下“就在旁边的办公室”后，又专心地打起网络地主来。　　记者随即来到501室——副局长办公室。当记者将拍到的照片出示给这位副局长时，这位副局长称，打地主的是该局纪检组长，叫陈××。　　这位副局长同时称，此时是工间操时间，打牌也没什么。但这位副局长却坚持让记者把照片删除，声称：“怕传出去对局里影响不好。”　　当记者随后采访纪检组长陈××时，陈××称，从10:00到10:40是全县的工间操时间，他是在做完两套工间操后，看还有5分钟，才在网上斗起了地主。他同时称，工间操时间“斗地主”没有违反规定，是允许的。　　在25位部门“一把手”因缺席会议，被县委、县政府责令在县电视台向全县人民作公开检讨的第二天，县民政局纪检组长竟然在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这种做法真如那位副局长和当事人所称“是允许”的吗?　　为此，记者于当天下午采访了奉节县委监督室副主任陈姚平、县委办主任罗启辉的秘书金礼德、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监督科等相关领导。　　据县委办公室的人员称，上班时问网上“斗地主”肯定是违规的，也是绝不允许的。这位工作人员称，该县的工间操时间是从11月16日开始，目前尚未执行。　　奉节县委监督室副主任陈姚平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肯定是不允许的，更是违规的。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监督科一位姓毛的工作人员称，纪检组长上班“斗地主”，肯定是违规的，如果一旦查明属实，将做出严肃处理。　　3．工作尽职尽责，本是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摒弃游戏作风、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这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人员起码的道德底线与分内职责，也是劳动纪律的基本要求。　　但长期以来，一些机关玩乐成风却成了久治难愈的“顽症”。前有奉节民政局纪检组长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现又有重庆渝北双凤桥街道办职工上班打麻将，足见一些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作风散漫的现象已十分严重。这样的“公仆”，怎可期待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纪对机关工作人员作风有明确的要求，群众舆论对人民公仆的作风充满期待。但为何这种上班打牌、玩游戏的现象一直没彻底改变呢？　　其实，对照法律和单位规章制度，只要认真执行，克服这种怪现象并非难事。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精简臃肿的机构，改变人浮于事的工作局面；如何让正确的执政理念、服务理念深入机关事业单位和每位工作人员的心，让法律、制度硬起来？如果机构、人员配置合理，公务员工作量饱满，领导作出了表率，问责动了真格，掀掉玩游戏官员的官帽，看以后谁还敢上班不干正事？　　应该说，“机关病”缘于“机制病”，对此，不能光靠下级行政员工的公务操守与官德自觉，也不能光靠上级督导官员的个人意志与铁腕手段。最根本的，还是要依照现代政治责任理念建立问责制度。让问责机制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让太平官、无能官、懒汉官根本混不下去。　　【问题】　　“给定资料3”提到：“机关病”缘于“机制病”。请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